苏教社：在竞争中找准定位

199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连续推出《金苹果文库》、《朱自清全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新月丛书》、《周恩来大事本末》、《拉贝日记》（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等一系列精品图书，这些图书在第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国际版权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朱自清全集》和《拉贝日记》同时获得第11届中国图书奖。苏教社的整体形象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

近五年，可以说是江苏教育出版社连获丰收的五年：《早年周恩来》获1996年“五个一工程”图书大奖并荣列榜首，《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获国家图书奖，《叶圣陶集》、《科学认识思想史》获中国图书奖，《英语委婉语词典》获中国辞书奖二等奖，《世界历史名人画传》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袖珍字海》、《高中数学精讲》等获全国畅销书奖……仅1996年，该社就有8种图书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在苏教社采访时，记者看到的一份图表也许较有说服力：1984年，也就是苏教社创立之初，13名职工，13．5万元资产，一家不起眼的地方专业出版社，一年后的业绩是610．98万元的码洋和127．94万元的利润；到了1994年，苏教社十周岁时，图书发行突破1亿册，总码洋1．51亿元，首次在全国出版界居领先地位并保持至今；1997年，出书1．3亿册，总码洋6．01亿元；1998年1至10月，销售码洋突破6．3亿元，利润创历史新高。可以说，如今的苏教社已经铆足了后劲，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态势。

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专业出版社，到连年保持20％的增长速度，一跃而居全国出版业亿元大社之前茅，且屡屡刷新自己的纪录，发展之迅速，成就之巨大，其发展思路、运行机制必有值得探索与总结并推而广之之处。

“在竞争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是发展的关键。”回顾创业历程，社长兼总编辑赵所生对记者说：“与国内许多名牌大社相比，苏教社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距，但是就出版改革而言，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我们奋起直追、谋求发展的重要契机。”应该说，苏教社社委会一班人是一群明白人，他们从剖析自己入手，认准了自身作为地方专业出版社在全国出版改革事业中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姿态和饱满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出版业的改革。

建立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机制是苏教社一班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多出书，出好书，保障长期稳定发展，他们从建立规章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入手，先后出台19项管理措施，逐步实现了出版社内部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使得全社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决策者的意图便能很顺利地成为职工的自觉行动。由此，苏教社对出版业发展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和驾驭能力也明显增强。

前些年，“卖书号”成为不少出版社牟利的“短平快”手段。然而，找准了自身定位的苏教社自建社至今，硬是没有卖过一个书号，没有出过一本坏书、甚至是有争议的书。他们认为，图书出版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有其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特殊规律。社委会决定，经济指标不承包到编辑室，书号由编务室与出版科共同管理，相互制约，有效地杜绝了书号买卖的发生，强化了全社的团队精神。

“出精品，创名牌，抓两头，压平庸”是该社实现两个效益一起抓的战略目标。为此，社委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编辑人员采取“重点图书重奖”的办法，对出版获大奖畅销书的编辑给予重奖。同时还采取“质量数字”的办法，以出版图书是不是重点、有没有销路来计算编辑的有效工作量。这便促使全体编辑人员自觉压缩那些选题平庸的关系稿，积极开动脑筋抓重点选题，抓畅销图书，确保了“精品”战略的实施。对校对人员，实行校对责任制和相应的奖惩办法，加强校对力量，确保图书校对质量。而对印刷厂家则采取“优质优价”的图书印制质量奖励制，使图书印装质量明显提高。今年，苏教社的图书印装质量一举迈进全国前八名，荣获国家印制质量出版银奖。

“制度是人定的，它可以成为强化管理的有力手段，也可以变为一纸空文。”赵所生说：“关键在于社委会一班人能否以身作则，是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是否有凝聚力，在于全体职工是否有积极性、自觉性。”

可喜的是，苏教人做到了。他们说：良好的机制和制度化管理是苏教社取得成功和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

多出好书，为发展教育事业服务，为文化积累做贡献是苏教社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多年来，他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努力多出精品图书和双效益图书，为保障自身的长远发展积淀底蕴。

对教育出版社来说，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用书是该出版社出书的重头，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出版社力图介入的巨大市场。长期以来，围绕这一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乃至混乱，而此时的苏教社一班人却能保持冷静的心态，立足自身优势，从优化选题提高质量入手，在占领江苏图书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向省外市场扩展。

为了出好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一般图书，该社经常组织编辑、发行人员深入基层学校和书店了解需求，以此作为制定选题计划的依据。他们还广泛联络省内外的优秀教师，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有力地保证了苏教版教学用一般图书的质量，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例如该社组织编写的中学数理化各科的竞赛教程和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读本，以其高质量满足了重点中小学师生的实际需求；该社组织编写的中小学各科《精讲》，以其精当的讲解和对素质教育的突出，受到各类中小学师生的普遍欢迎；该社组织编写的《小学百科乐园》、《中学百科世界》两套课外读物，创出了“源于课本、高于课本”的学生读物编写新路子，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像这类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畅销书在苏教社还有很多，它们已经成为该社发展的支柱品种。

在强化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苏教社十分注重文化成果的积累，在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出版上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成绩斐然。他们除了高质量地出版了一批著名教育家的文集、全集、纪念集、研究集之外，该社还组织全国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编写了《当代教育新理论丛书》（已出20卷）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八五”重点规划。由教育部副部长柳斌主编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16卷）汇集了全国160位著名特级教师的教学经验，对提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有着切实的帮助，受到了高度的评价和普遍的欢迎。该社出版的由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教授主编的《世界教育大事记》也是中国教育理论界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将于年内出齐的42卷本巨型工具书《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更是历时十年，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受到海内外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关注，预购版权的海外出版商接踵而至。

“对于出版社的长远发展而言，多出畅销书以实现高经济效益与大投入出好优秀图书以提高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同等重要和相互促进的。”赵所生说：“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出好优秀图书的重要条件，而较好的社会声誉也有利于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并由此形成出书结构的良性循环。”如同企业通过创名牌展示实力赢得信誉和无形资产一样，苏教社通过巨额投入出版优秀图书吸引了李荣、裘锡圭、徐复、秦牧、饶宗颐、李学勤、钱仲联、汤一介、金开诚、顾明远、傅璇宗等一大批著名作者和合作伙伴。名家黄侃、顾颉纲、章士钊、魏建功的后人也纷纷主动前来联系出版先人的文集、全集事宜。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日前也主动来到该社寻求项目合作。《朱自清全集》、《叶圣陶集》等一批名家文集的出版，大大提高了苏教版图书的档次和系列化程度。

对出版业来说，与编辑出版相平行的另一条工作主线是图书的发行。有人以为，教育出版社主要是靠垄断教材出版而发大财的。“其实这部分计划内的图书只占到苏教版图书总码洋的10％，其余部分主要依靠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赵所生告诉记者：近年来，图书市场的竞争几近白热化，而图书发行直接关系到出版社的发展乃至生存。“要在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靠图书质量，同时也绝离不开发行的审时度势和出奇制胜。”这几年，他们化图书市场的压力为动力，不断变换经营策略，始终在竞争中保持主动的态势，并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掀起一次次冲击波。

——1990年，图书市场纷纷提价，而苏教社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全国率先推出“薄利多销让利读者”的大胆举措，图书定价下浮10％—30％，很快受到了市场的回报，成为这一轮竞争中的真正赢家。他们还主动让利给书店，调动书店经销苏教版图书的积极性，在国内出版界引发连锁反应。至今，苏教版图书仍保持低于市场同类书的30％的低定价回报读者。

——1993年，该社实施“经销包退”的承诺：新华书店经销苏教版图书，售不出一律包退。不仅为书店消除了订货添货时的后顾之忧，更成为扩大发行的有力举措，这一形式很快在全国推广。

——最近，苏教社又推出了“主发寄销”的新招数，即在新书出版后，不经征订，主动将新书发往书店，暂不收款，半年后再结算。这实际上是让书店做无本生意，必然受到书店的欢迎。而这一举措更显现的意义在于让新书尽快与读者直接见面，其发行效果之好自不必说。

实践证明他们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是正确的。在教育类图书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的情况下，该社年利润持续数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同类出版社中连年保持领先地位。这些举措不仅给苏教社自身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全国图书发行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

与建社之初相比，今天的苏教社总码洋增长了100倍；自有资金增长了1000倍。有人说，图书市场份额是有限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基数，能维持住就不容易了，苏教社该知足了。平心而论，就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水平和图书市场的现状而言，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赵所生和他的一班人却并不满足于此。“国际上，仅看美国十大出版集团1997年的营业额，排名第十位的也有6．7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出版社年营业额也不足1亿美元。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使我们深感进一步发展的迫切，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赵所生认为：“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在整块读书时间减少的情况下，期刊必将成为深受人们欢迎的一道‘文化快餐’。”赵所生告诉记者，目前欧美出版业中期刊所占的份额已普遍超过50％，日本更达62％，而我国这一比例仅在5％左右。

他们已不再满足于称雄于国内出版市场，开始把目光投向与国际出版业接轨，力求在更新更高的基础上保持持续长远地发展。

敏于思而善于行。经过反复的调研考察和认真思考，一项大胆的决策正式登场：把社办期刊作为苏教社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建立期刊部，将加强以《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初中生数学学习》、《小学生语文学习》等三份社办期刊为主的“期刊战略”作为今年该社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将期刊占全社出版总量的比例由目前的不到3％逐步扩大到30％，同时着手信息类期刊的开发。逐步将原本占去总码洋70％—80％的教材教辅类图书下降到60％直至50％。

为激活现有社办期刊资源的活力，社委会决定，在期刊部实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的用人制度。打破干部及员工的铁饭碗，鼓励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和支持。目前，三份期刊的新主编均已通过竞争上岗，期刊部门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刚刚通过竞争走上综合业务部门负责人岗位的杜晓虹告诉记者：社办期刊与图书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关系并没有被摆平。而重图书、轻期刊的直接后果则是导致期刊的长期效益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她认为，期刊与图书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具有周期短、连续出版、读者面广、阅读方便等特点，而且其经济效益相对稳定。